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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直到2030年，我国的总抚养比低于50%，仍处于人口红利期

◆ 就业模式若不改变，到2050年，预计16～64岁的劳动年龄就业人口总量将减少25%以上

◆ 传统的人口红利下降不等于人口红利消失，人口红利要逐步转变为人才红利

·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

·全面提升劳动力质量

·努力挖掘各年龄段人口潜能，如发挥“银发”余热

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少儿比重呈下降趋势，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，劳动力老化程度加重……这是今年初发布的《国家人口发展规划（2016-2030年）》（下简称《规划》）指出的，今后15年我国人口的主要趋势性变化。

按照国际标准，当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50%时，该国进入人口红利期。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阶段，与之相伴的是，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。

自2012年出现拐点后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：2016年我国大陆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（不含60周岁）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.07亿人，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.6%，比上年末减少349万人。这已是连续第五年净减少。

“总体上看，我国劳动力数量仍充裕。”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此前表示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虽然下降，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数量仍持续增长，劳动力供给并没有减少。“直到2030年，我国的总抚养比低于50%，仍处于人口红利期。”

自2016年起，我国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，在全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。“从劳动力角度说，政策实施后的前15年劳动年龄就业人口仍将按照原先的轨迹下降。15年后，新增人口将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，劳动年龄就业人口下降的速度会有所减慢。”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，不过，从大的趋势上看，我国劳动力数量仍将逐渐下降。

“如果就业模式不发生改变，到2050年，预计我国16～64岁的劳动年龄就业人口总量将减少25%以上。”人口学人口预测研究领域专家、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，从发展趋势上看，我国传统的以数量为主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步下降时期。

未来，人口红利的减少，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
在多位受访研究者看来，一方面，不能简单地以人口多少来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。

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，经过严密的数据对比和分析，他认为，观察1990年到2010年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，劳动力供给并非影响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，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。

另一方面，也有观点认为，传统人口红利减少，会导致劳动力短缺现象增加，提升企业用工成本；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，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。

展望未来15年，特别是2021～2030年，我国人口发展将步入关键转折期。既面临诸多问题和潜在风险挑战，同时继续存在劳动力总量充裕、仍处于人口红利期等有利条件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，仍有较大的回旋空间。

“传统的人口红利下降不等于人口红利消失。”王广州认为，这意味着人口结构或劳动力结构的变化，依靠劳动力“数量”的发展将越来越转向为依托劳动力“质量”的发展。

因此，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和结构老化的趋势下，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，全面提升劳动力质量，努力挖掘各年龄段人口潜能，将成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人力资本支撑的关键，传统的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变为人才红利。

受访研究者建议，首先，要提高新增劳动力供给质量。比如《规划》提出，加快完善国民教育体系，2020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，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门槛（毛入学率达到50%）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升。

其次，提高现有劳动力供给质量。比如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，构建有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，加快推动传统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。比如积极稳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，改革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体制机制，促进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、综合素质提高。

此外，当前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、方式转变、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。相比之前主要受人口、资源、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拉动的工业化进程，各行各业的技术技能及创新型人才，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。

一方面，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，从教育和培训两个环节实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更好结合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。同时，着力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，挖掘劳动力供给潜能。

另一方面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，向用人主体放权，为人才松绑，充分释放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。

2016年，酝酿多时的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正式出台。自此，全国各地各部门重点推进打出了点上具有突破性、线上具有带动性的深化人才制度改革组合拳，在人才集聚、使用和激励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突破性举措。

同时，我国人才政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，人才优待政策不断落地，形成了以杨振宁、姚期智两位世界著名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、转为中科院院士等为示范的新一轮海外人才归国潮。

这一系列动作背后，无不蕴含着国家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、增强人才引领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深刻用意。人口红利递减，人力资本红利、人才红利亟待释放；尽管人力资本“提质挖潜”和培养、吸引人才绝非一日之功，但如此产生的人口“新红利”的释放必将更加持久。